我叫克莱尔，是一名插画家，我拥有一个看上去很美满的家庭：女儿瑞贝卡懂事乖巧，丈夫保罗是波音747的飞行员。最近，我和女儿走在湖边的时候，总在排练她要参加的那个“白雪公主”童话的话剧演出，“魔镜，魔镜谁最美”之类的台词我们已经重复了好多次，为了女儿初次登台演出的成功，我正努力配合她，完成演出前的准备工作。那件小仙女的华美衣裳，我也差不多做好了，只等着演出的到来。

    我们散步的湖边有很多警察，还有潜水员在忙着什么，好像是有个小女孩失踪了。我很长时间以来，也一直在做一个关于水底的噩梦。在梦中，是那座被水淹没小镇里的无数房子，房子破败的墙壁上面布满了苔藓。我总是看到有一个小男孩，他的脚上拴着铁链，被绑在铁床上，使劲挣脱着，想浮出水面。当水渐渐淹没房子的时候，总会冲破三角窗的玻璃，和着巨大的炸裂声。每当梦到这里的时候，我总是从梦中惊醒过来，那个小男孩苍白的脸无时无刻不闪现在我的脑海里。那间困住小男孩的房间墙壁上写满了“我的父亲是一美元”的儿歌，我不知道那里隐含了什么意义，只是那些字被人深深刻在墙壁上，让我不寒而栗。

    丈夫回来了，满身疲惫，勉强能赶上女儿的演出。他为我带回来一件红色的和服，我披着和服在卧室里翩翩起舞，和丈夫久别重逢的喜悦溢于言表，但和服上妖艳的红色总让我心中隐隐不安。因为在梦中，那个长大了的小男孩好像有意识地让我一遍遍参观他所处的那座房子，房间里有许多盛满苹果的木箱子。那无数红苹果的颜色在梦中格外鲜艳耀眼，好像是散发着热气的血液一般。我给这个梦中的男子起名叫：红先生。

    女儿也得到了来自东京的礼物：一架遥控飞机，她兴奋地拿着遥控器看飞机在天空盘旋。我却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不论是挥之不去的噩梦，还是那封从丈夫制服中掉落的信。信是一个追求丈夫的女孩写的，狂热而又充满了诱惑。我陷入对感情和家庭的的怀疑和困惑中，是不是丈夫在外飞行的时间过长按耐不住寂寞，还是我渐渐在操持家务的琐碎生活中失去了曾有的艺术魅力，以致于爱情也处在破碎的边缘。丈夫在随后向我解释了信的来由，并保证没有背叛我和家庭。我有些失控的发了一通脾气，为自己的无能为力，也为梦的世界渐渐向我睁开双眼的白昼过渡了的忧虑。我睁开眼睛就能看到红先生，他不厌其烦地纠缠着我的大脑，我仍旧猜不透他想对我表达些什么。

    丈夫曾找到警察谈话，关于我梦到失踪女孩的信息，可那个警察完全把我当成了精神病。不幸的事跟着就来到了，瑞贝卡在那次“白雪公主”的表演后失踪了。大批的警员和我找遍了演出场地周围的树林，只找到本应缝在瑞贝卡小仙女戏服上的一双翅膀。随后，潜水员在湖底打捞出了一具小女孩的尸体……我彻底绝望了，发疯般开着车在公路上狂飙，警察在后面边鸣笛边追赶我。对我来说，生活已经完全没有了意义，我看看了前面的路，猛地把方向盘打向一侧。车子撞破了一座桥的护栏，直直地冲向了水面，深邃的湖面迎面扑来，我失去了知觉……

    醒来的时候，已是六周之后，梦境与现实间模糊的界限已经让我彻底迷失。我梦见丈夫躺在一间名叫卡尔顿旅馆破烂的401房间的地板上，我家那条叫杜比的斑点狗正舔舐着他腐烂的尸体。可惜没有人听我的话，随后，因为引发了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丈夫也不得不同意医生的建议：把我送进重度看护的精神病院。在那里的卧室，我渐渐发现了红先生的秘密。卧室的墙上糊着许多墙纸，夜晚的风吹起了窗口几张纸的边沿，那下面好像写着些字。我好奇地揭开那些纸，天啊，那些字体和梦中的红先生写的一模一样。看上去红先生也曾在这座监狱般的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这个时候，又一个女孩失踪了，她叫露比。红先生在梦里牵着露比的手，他们低声说话的样子让我很担忧。我决定从这里精神病院逃出去，就像当年的红先生一样。我还要找到红先生，是他一直在给我启示和指引，他同样渴望与我的相见。我搬开了卧室气窗上的铁丝网，顺着通风管道一路来到休息室，整个过程好像红先生附体一般，我把红先生当年逃脱的每一个动作看得清清楚楚。当年，红先生杀掉休息室的护士，乔装成女人，又勾搭上医院内一个执勤的警察，将警察引诱至湖边，抢了警察的武器，将其一枪击毙并连人带车一起沉入湖底。我看得惊心动魄，仍要硬着头皮逃出去，先在休息室内换上了护士的外衣，然后在院内搭上一个稚嫩饥渴的警察，他会记得这个夜晚，因为我同样抢了他的武器，并赶他下了车。我开着警车沿着梦的指引一路行驶，停下来的时候我终于见到了红先生。此时，我已经知道红先生就是杀害女儿的真凶，那些失踪的女孩也是被他所害。尽管看上去红先生像一个害羞的小男孩一样，天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强忍着悲痛和恐惧，我随着红先生来到了位于山谷中的僻静所在：一座名叫Good Apple的苹果酒厂。原来梦中的房子是座酒厂，而不是果园，难怪警察找遍所有的果园都没有下落。露比果然在这座酒厂里，红先生用谎言将她哄得晕头转向。红先生渴望儿时不完美的母爱，渴望从未有过的父爱，如今他已从小男孩成长为红先生，自然期待建立一个家庭以完成他的“梦想”。这个畸形的家庭，成员包括红先生、露比和我。露比沉浸在过家家式的兴奋中，直到她的“父亲”红先生露出狰狞的面孔。我一次次试着带露比逃出红先生的魔掌，可换来的总是红先生的对我的暴打。最后，一次红先生的疏忽让我和露比有机会逃出了酒厂的大门，露比冲进了得到信息赶来的警察的怀抱。我则在红先生的追赶下慌不择路，又一次被红先生劫持，千钧一发的时候，前来救援的直升机上神枪手砰的一击，红先生和我双双坠入了深不见底的湖水。

    在碧绿幽暗的湖底，我见到了亲爱的瑞贝卡，她还是穿着失踪时的那件戏服，对我露出甜美的微笑，金黄色的卷发在湖水中弯曲舒展。瑞贝卡张开双臂，带着我缓缓向上浮去，湖面上金光灿灿宛如天堂。

    红先生侥幸生还，虽然罪孽深重，却因患有精神病，只是被判强制看管在重度精神病院。入院的红先生依然满不在乎，他的嘴角还挂着邪恶的微笑。我在想他是不是盘算着再一次逃脱的计划。在法庭上，他没有流露对我、露比和那些亡魂的丝毫歉意。我决定惩罚他，因为他似乎忘记了，我和他的大脑是相通的。在红先生看来，镜子里会突然伸出双手使劲拽着他的头撞向镜面，最恐怖的是满墙都写满了红色的字迹，从墙上的瓷砖缝隙间还不断渗出暗红色的液体……那些之前纠缠着我的梦魇反过来都出现在红先生的眼前了。他看起来很是惊慌，使劲拍打着戒备森严的铁门，嘴里喊着“救命，放我出去”，看上去和那些曾丧生在他手下的生命一样的无助。

    确实有些无助，但是咎由自取。对了，红先生的真名叫维维安。

《在梦中/In Dreams》，1999，英国，导演尼尔·乔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