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讲述了一个普通观众都能看懂的故事：在北方小城，有一群以其貌不扬但热爱音乐的王彩铃为代表的青年，他们热爱艺术，他们在年轻的八十年代末为艺术理想挣扎，他们到了九十年代末最终离理想和艺术越来越远。

    在片长仅为103分钟的电影里，顾长卫多少展示了大变迁之际社会的丰富性，试图触摸那个时代和社会的纤细感觉。当年轻人尚在为八十年代振奋之际，九十年代那些微妙的变化悄然发生，这些小城里的歌剧、油画、芭蕾爱好者们最终没能走艺术之路：师专教师王彩铃在最困顿时都愿意做北影工人，以保持和艺术的联系，可在生活和时代的裹挟下，放弃了音乐教师的职业放弃了和音乐的联系转而卖肉，成为当时众多由“卖导弹”转行“卖茶叶蛋”的一员；钢厂工人四宝放弃了画油画，南下寻找发财机会，和市场经济起步时的许多人一样，通过非法的资本原始积累过上体面的生活，只是这个体面不够那“许多人”安稳；王彩铃邻居的爱人在工商局工作，舒适稳定，也忍不住要丢下工作丢下漂亮老婆去淘金去寻找赚更多钱满足更多欲望的机会。大变迁的丰富性适于用固定机位和长镜头从容静观，这从容中的丰富性亦为理想主义的王彩铃们提供了生长空间。顾长卫在致力于讲述大时代的小人物故事同时，也低吟着对逝去美好时光的挽歌。

    顾长卫说，《孔雀》讲的是时代和人处处作对的故事，《立春》讲的是人（王彩铃）和时代处处作对的故事。的确如此，剧中王彩铃每次对其他人的信任都被辜负，不论是不爱她的四宝还是欺骗她说身患癌症的贝贝，王彩铃的唯一一次对邻居女孩的不信任却辜负了信任她的邻居女孩。但自己的一次次失败，周围人的一次次辜负都没能打垮她，艺术和人格中的正面力量推着王彩铃走了下去（有代表性的如王彩铃在国家大剧院求职被拒一场，她在楼梯口演唱的《艺术与爱情》是那么凄怆，全无歌剧这种表现形式可能产生的夸张，咏叹调和王彩铃心境的完美交融反而为王彩铃更为顾长卫提供了抒情出口）。我想，正是因为顾长卫这代人独特的理想资源，他才能以“我化时代”而非“时代化我”的角度，从有关时代的悲剧中阐发正面意义。王彩铃在电影开始就说喜欢春天，说立春虽未带来温度上变化，但气候明显变湿润了。经历了生活中一波又一波打击后，王彩铃离理想越来越远，但韧性不改、性格中昂扬的成分仍在。当她在即将结束时说，“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我想，理想离王彩铃近还是远都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经历过这么多抗争后这个生命的力度变强了，她做到了自己说的“生了这个命，就要有担当”。王彩铃的担当，也因为同时担当了大时代的历史叙述更具价值。

随着《立春》时间的推进，时代给了个体更多自由。可故事依然是悲剧，悲剧在于小城的封闭，在于艺术的没落，更在于人性与外在力量的不可调和。电影放映的日子，恰巧和普利策奖颁奖没隔几天，大洋彼岸“王彩铃”的故事照旧上映。今年普利策奖最佳特写奖是一篇名叫《早餐前的珍珠》的新闻：记者安排著名小提琴家贝尔装扮成街头艺人，上班高峰时间在地铁站用史特拉蒂瓦里小提琴卖艺。在贝尔出现在地铁站的三天前，他在波士顿交响音乐厅举办票价一百美元的音乐会尚座无虚席。然而，在忙碌的地铁站，来去匆匆的行人对这位小提琴大师的演奏视若无睹。他拉了43分钟，共有1097人经过他身边，但只有7人驻足聆听、1人把贝尔认出来、 27人给了钱，总数为37.17美元。时代变了，背景变了，但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对美的感受却没有变化。在这变与不变中，和贝尔坚持拉了43分钟一样，孤独人群中王彩铃们身上的韧性显得愈加光彩照人。

    贝尔的故事有助我们走近王彩铃。或许《立春》中出现的小人物不是那个时代小人物的常态，因为“非常”，他们对理想的执着很容易被误解为走出小城的焦虑。我们不妨贴近人物观察后再判断。在八十年代末的北方小城，时代巨变会通过一些微妙的情境体现出来，但因为地理上、心理上和沿海城市变化的时间差，小城基本是在一个封闭的格局生长。和剧中人一起融入这个封闭压抑的空间，我们才可以理解热爱歌剧的王彩铃希望被欣赏被理解的迫切，理解她对入狱后的芭蕾舞者的兔死狐悲，理解她对同样有一颗敏感的心的四宝的惺惺相惜。是否离开小城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露天演出时，观众看到芭蕾舞表演就不断离场，王彩铃抱着救场之心演唱歌剧却遭遇观众一个不剩的尴尬局面，这才是致命的。抱以同情的理解，我们会发现，在火车已经成为过往电影现代化和乡愁象征的今天，一次次出现在《立春》中的北上火车倾注了多么丰富的情感。

电影最后，是王彩铃带着领养的女儿参观天安门，幻想自己在国家大剧院演唱《艺术与爱情》。据说演唱这段是为了大陆公映而补拍的双结局。双结局在《无间道》、《集结号》里不是好东西，但我觉得这个温暖的尾巴在这里倒歪打正着了：最后一幕的幻想凸显了现实的残酷，但观众有信心，王彩铃身上的光辉足以使她正对残酷。

    如果一定要给《立春》挑毛病的话，就是顾长卫热情多于冷静的视角让电影显得温情脉脉，电影因此表现现实多于捕捉现实。反过来讲，也许，在青年人“必须”奋斗而非“想要”奋斗的今天，我们已无法理解那个时代奋斗着的人对苦难温情脉脉的情怀。走出电影院，我对同来的同学说，顾长卫为什么不早点出来拍电影呢。顾长卫在访谈中说，“当你在月份牌上看到‘立春’这两个字的时候，无论外面多么寒冷，你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这也许来自你对未来的一丝期望。”《立春》带给了我们一丝对未来的期望，更带来了使我们对中国电影心存期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