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好人》，“人性的，更人性的”好电影

王威

如果愿意把“陈平原带领学生绕五四运动的线路走上一遭”看成是该陈教授对“民主”概念的自我认知的话,我更愿意把“电影导演贾樟柯昨晚在北大百年讲堂放映《三峡好人》”事件看成是该贾导演对“民本”概念的影像化强调。《三峡好人》突出人性，用底层人民的光辉和苟且，反映中国在巨变之中超越西方所能想像的人的成本的透支，观照并试图唤起大众在精神、物质层面（先精神后物质）对弱势人群的关注。

脱胎于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四川好人》的名字，显然只是导演在西方受众面前玩的一个“花招”，毛体的《三峡好人》片头实际上已经暗喻贾樟柯对这样一个特殊地域人民遭际的基本判断。事实上，《三峡好人》里面的隐喻有很多，烟、酒、茶、糖，以及突然如火箭般发射升空的移民纪念塔，标语等等。对贾这样聪明、老练的隐喻大师来说，这些小细节不需要花多少脑力，大概能信手拈来。“好人”的概念也比较取巧，拿贾自己的辨别观以及正统的认识来审视，都能自圆其说。

上述的都是外壳。影片一开始一个长镜头把三峡在这部影片中的阐释位置作了一个清晰定位。镜头捕捉到的生动面庞，粗犷的，带着汗气，胡子拉渣的普通人民群像让我联想到罗中立的《父亲》。川渝临水地区人民的生活，在《三峡好人》里显然是纯粹的纪录片，没有油画感，就是素描。韩三明的视线带入，本是从山西来到奉节寻找女儿，但他的作用几乎并不是形成悬念，讲述一个家庭悲欢离合故事，他是导演贾樟柯的表弟，实际上代替的就是贾樟柯本人，要生活在这样一个“随地拆房，随时水淹”的地方，沉下去，了解别人，了解这些“带着汗气”人民在咧嘴笑的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故事。

韩三明无疑很成功，他的潜入把“三峡移民”在普通百姓这个层面的巨大成本付出表现得具像而彻底。在国家统一政策之下，上百万人短时间内就不得不离开故土漂泊异乡。这在西方世界看，几乎是不可想象也不可能做到的事。《三峡好人》的不俗在于它不是站在抽象的立场为某方成功解画，而是不张扬，不预设立场的描画，它的真实性是它张力的终极源泉。贾樟柯镜头面对的就是一个个在政策覆盖下根本无法独善其身更难以表达自我的底层百姓。收每天一块五房钱的小店主嘟哝着：“我在奉节也是认识人的！”以及县长模样“官人”要求大桥一、二、三就亮的“豪言”，鲜明对比后面隐藏的是个体面对集体意识之后体现出来的渺小、错愕和滑稽。

郭斌的女人(赵涛)，也从山西来到三峡地区寻找不归家的丈夫。结果丈夫郭斌已经跟厦门来的丁亚玲（照片是女诗人翟永明）裹在一起。贾樟柯选择这样一个女性标本，想塑造的更多是三峡这个地方给不同地域、家庭带来的冲击，这也是一种巨大的截流。当然，郭斌女人的故事发生在哪里都说得通，只不过，在奉节这样一个处于搬迁，接近“乱世”的地方，两山西夫妻的故事才更有“乱”的空间。按照正常逻辑，要离婚的两口子不可能随着音乐起舞，但这种“黑色幽默”发生在搬迁中的三峡地区，会让人很自然生出“因为一切都不符合逻辑，因此，集体意识与集体无意识跟逻辑都不相悖”的观感。

喜欢小马哥，死于群殴中的小伙子；年龄不小，女儿跟韩三明女儿是同学的暗娼；16岁想给人当保姆的辍学少女。——三峡工程给人类带来的可能不仅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还有这个地区数百万人民的痛苦、流离、牺牲。用人性的东西刻画三峡搬迁之外的“负”，这应该才是艺术家乃至一个知识分子的“正”。

看了《三峡好人》，目睹了贾樟柯为表达“电影是让我们不忘记”流泪，我承认：作为我看到的唯一一部关注三峡工程对普通民众巨大影响的有勇气、有责任感的（刘邦邦语）电影，《三峡好人》是一部“人性的，更人性的”好电影，尽管总有人拿威尼斯电影节本就青睐中国电影说事，但在是否是“人”上一点，我们跟威尼斯评委们区别并没有想像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