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属于校对技术上的错误不应由译者承担或不应全由译者承担，这里就不细说了。我只举一个明显的大错，即关于任鸿隽先生的大号“叔永”二字居然在印成书后都成了“永叔”，这实在有点离奇了。这恐怕就不属于技术问题。
最后，想简单说一点对这本“论集”的估价问题。从这本《论集》的分量来说，从个人的浅见出发，我最欣赏的前几名的文章顺序是:胡适写的第七章《文艺复兴》、丁文江写的第一章《中国如何获得其文明》、陈衡哲写的《结论》、胡适写的第二章《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哲学》、陶孟和写的第十七章《社会变迁》。倒是父亲(李济)自己的那一篇《考古学》，好像欣赏的人还不在少数；我当然也觉得写得很有水平，但我总有些觉得比起前面说的几篇要“略逊一筹”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