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最早抄本是从徐阶(即徐文贞，明嘉靖严嵩后宰相，与王世贞既是同乡，又为世交)家传出的，对此，朱星先生推断徐阶家又是从王世贞家抄来的(参见朱星《金瓶梅考证》39、149页)，否则，无从查考《金瓶梅》抄本之最初来源。因而朱星先生说：“从历史材料上看，《金瓶梅》书稿只能追查到王世贞，而王世贞又从何处抄来就无从追查了”。我和朱星先生看法一样，《金瓶梅》必出王世贞之手无疑。
 
 　　六、《金瓶梅》所体现的文风与王世贞完全一致
 
 　　要确定王世贞为《金瓶梅》的作者，不得不讨论二者文风是否一致，因为前人曾以此立论否定过王世贞的著作权。
 
 　　确实，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盟主，宣称过“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对不讲“骈骊”的通俗文学有过激烈的批评。但据此就认定王世贞时时处处、丝毫不差、一成不变的贯彻其主张，却既不符合人性，也与创作规律相悖。苏轼是宋代豪放派词人的杰出代表，其既能写出如《念奴娇•赤壁怀古》那样气象磅礴、格调雄浑、境界宏大的豪放之作，也能创作出《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样感情深婉、语句柔绵的作品。古今中外没有那个作家可以终生不变的贯彻其最初的文艺主张，因为这不仅违背文艺规律(文学创作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身规律)，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文学巨匠托尔斯泰由《一个地主的早晨》所体现出的企图调和阶级矛盾，开历史倒车的幼稚可笑的幻想到《复活》无情的揭露沙皇统治的黑暗，典型地说明了任何作家的思想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
 
 　　王世贞早期的文学主张是针对戏曲的，不能简单地推而广之。事实上王世贞后期的文艺思想发生了不啻巨大的变化。《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其作品《读书后》时有这样一段评价：“书影记世贞初不喜苏文，晚乃嗜之，临没之时，床头尚有苏文一部。今观是编，往往于苏轼辨难，而其文反复条畅，亦皆类轼，无复摹秦仿汉之习。又其跋李东阳乐府与归有光集、陈献章集，均心平气和，与其生平持论不同。而东阳乐府跋中自称，余作《艺苑卮言》时，年未四十，方与于鳞(即李攀龙)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至于戏学世说，比拟形似，既不切当，又伤儇薄。行世已久，不能复秘。姑随事改正，勿令多误后人而已”。评述《弇州稿选》时说世贞：“晚年悔其少作，而未得及手自删定”。从这里可以看出王世贞后期对文学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推翻了自己过去的主张。
 
 　　其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世贞晚年嗜苏几近入迷，所以“临没之时，床头尚有苏文一部”。《金瓶梅》中至少有三处引用过苏轼的文字，一处是小说第八回嘲讽和尚时说：“苏东坡又云：‘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毒转秃，转秃转毒’”；一处是小说第二十一回作者在一篇咏雪赋后说正是：“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烛生花”。此二句诗出自苏试《雪后书北台壁》；还有一处是小说第五十五回写西门庆东京庆蔡太师寿诞归来时有两句诗：“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此为苏轼戏赠张先(字子野，北宋词人)的二句诗(见《石林诗话》)。可否也作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一证呢？
 
 　　从《金瓶梅》大量引用词曲、韵语等民间文学即可看出，当时词曲歌赋在民间广为流传，深得群众喜爱，再加《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其他话本小说的盛行，不可能不引起王世贞的注意、反思，难道才高若世贞辈是逆历史潮流者吗？
 
 　　这说明《金瓶梅》与王世贞的后期文艺 思想并不矛盾。
 
 　　再看《金瓶梅》中所体现出的作者知识面之宽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