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潘金莲对于个体情欲的追求，多少伴随着一点主体意识觉醒的味道，这是由于她比较清醒地感觉到自我的存在，感到自己“有些颜色，所禀伶俐”，明确地去追求自己的所爱，极力想摆脱一个女性“百年苦乐由他人”(第十二回)的命运。而且，她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是那样的大胆与主动，不顾社会礼法，不信任何说教，只相信自我，努力去主宰自己的命运。与此不同，李瓶儿、庞春梅等尽管在寻求情欲的满足过程中也有自己的个性，违背了社会传统的规范，所以也背上了“淫妇”的恶名，但这主要是出于原始情欲的冲动，缺乏主体意识的自觉，所以与潘金莲是有所不同的。
 

　　请看李瓶儿。


　　先前作为梁中书的妾，因畏惧夫人，“只在外边书房内住”。


　　后名义上嫁给了花子虚，却“老公公在时，和他另在一间房睡着”(第十七回)，其叔花太监到广南去，竟带她去“住了半年有馀”(第十回)，可见她实为太监的玩物。


　　再遇“轻浮狂诈”的蒋竹山，只是胡乱地要他“有甚相知人家亲事举保来说，无有个不依之理”(第十七回)，一无自己的主见，结果被蒋竹山轻易地骗到了手，而蒋竹山却是个性无能的“中看不中吃蜡枪头、死王八”，“往往干事不称其意”(第十九回)。


　　小说通过这三桩亲事，清楚地告诉了人们：本“好风月”的李瓶儿却长期处在性饥渴的状态之中；她在寻求解决“郁结于中”的“不遂之意”时，实无个人明确的主见(第十七回)。后来她之所以倾倒于西门庆，主要也就是领教了他的“狂风骤雨”，深深地感到：“谁似冤家这般可奴之意，就是医奴的药一般。”(第十九回)只有西门庆，才真正使她的性欲得到了满足。因此，李瓶儿尽管也“偷情”，但她只是停留在原始本能的层面上，缺乏自我意识和明确的追求，与潘金莲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不但如此，李瓶儿不像潘金莲那样无法无天，个体的自觉而不顾社会的规范，即使亲手毒死了丈夫，一转眼就被新的追逐和欢乐冲得无影无踪，在良心上没有留下任何阴影。李瓶儿却不然。她的个体意识即是社会的规范意识，她的主体性是完全消融在客体之中的。在她的头脑里，还是将不忠于那个不喜欢的、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丈夫作为深重的罪孽。气死花子虚，虽然使她得到了西门庆，但同时使她背上了沉重的负罪感。她的死，实际上就是被社会道德所压垮的。当然，小说写她是病死的。她的病，据一位医生诊断说，其起因是“精冲了血管起，然后着了气恼，气与血相搏，则血如崩”(第六十一回)。特别是官哥夭折后，悲伤之极，又不时受到潘金莲的欺侮，“这暗气暗恼，又加之烦恼忧戚，渐渐心神恍乱，梦魂颠倒儿，每日茶饭都减少了”(第六十回)。但她病情加重而致死，显然与她的不能自拔的负罪感有密切的关系。当年，她在与西门庆合谋抵盗财物气死花子虚时，决定“不与男子汉一心”，一切都做得比较绝，活活将花子虚气死。这时，她沉醉在挣脱一种羁绊的亢奋之中，况且花子虚的死毕竟有异于武大郎的死，她可以不负什么法律的责任。但是时过境迁，特别是到西门庆家，遇到种种不如意之后，回首往事，免不了要觉得自己有负于过去的丈夫，升腾起一种负罪感。她的这种内心深处的苦恼，被善于通过梦来描写心理的作者刻画得是何等的精微。在她病重时，恍恍惚惚、几次三番地梦见花子虚来催命，这显然是她一种内疚心理的折射。特别是第五十九回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