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与我》　　[英]埃蒙德·巴恪思 著　　王笑歌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版

《太后与我》是英国人埃蒙德·巴恪思男爵1944年辞世之前写的一部回忆录，内有如下大胆情节：巴恪思与时年六十三岁的慈禧太后的情史，秽乱宫廷的男子同性恋之风，光绪帝、慈禧太后均系被谋杀……惊世骇俗至此，《太后与我》故被称为“百年奇书”。

巴恪思去世后，手稿被保存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历经六十八载尘封。直到2011年，《太后与我》才终于付梓，中文繁体版则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发行，在全球范围都引起不小的轰动和争议。

目下，《太后与我》简体版由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引进，元旦前后在全国上市。相比港版，大陆简体版已是“洁本”，删去约三万多字，但仍不减令人瞠目的情色本质。

巴恪思其人：

慈禧太后是他唯一的异性情人

历史上的慈禧太后，真的有过这样一位英国情人吗？2008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向斯在《文史月刊》上撰文，暴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慈禧在六十几岁的时候，曾有一位英国情人。

向斯的资料来源，便是牛津大学的图书馆。该图书馆的负责人透露，他们那儿有一个特别珍贵的手稿，里面详细记载了慈禧的这段忘年恋：与慈禧发生恋情的这位军官叫埃蒙德·巴恪思，当时29岁，慈禧已是63岁。资料记录了慈禧和这个年轻军官第一次发生关系的详细过程。这个外国军官长得非常漂亮，后来，慈禧还送给他一册刘仁写的《渔樵二十咏》。刘仁乃是乾隆时期的大学士，这本书是用泥金写的。

这个巴恪思，恰恰是手稿的主人，于1873年出生在英国，读过一阵子牛津大学。他有一种罕见的语言天赋，25岁来到北京时，已熟练掌握法语、拉丁语、俄语、希腊语和日语。不到一年，他便成为《泰晤士报》以及英国外交部的中文翻译。后被清政府擢升为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法律和文学教授。一年后，他成为英国外务处专员，能讲流利的蒙古语和满语。

巴恪思在手稿中自曝：他是一名男同性恋者，与他同床共枕的性对象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插画家奥布里·比亚兹莱、诗人保罗·魏尔伦，以及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等名流。仅一人除外，此人就是中国一代专制统治者、1908年去世的慈禧太后。

他自述与慈禧太后自1902年开始交往，直到1908年慈禧驾崩前夕他们还有接触。他与慈禧之间“秽乱清宫”的细节叙述触目惊心，当时慈禧已接近七十岁，却性欲旺盛，他要靠春药才能满足其需要，甚至一夜数次服用。手稿里并有多次关于两人性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

他的回忆录

描写了清末的同性恋之风

在全本的《太后与我》中，故事是从当时北京一个豪华的同性恋妓院“淑春堂”开始。巴恪思在这里遇到满清贵族载澜和他最宠爱的男妓桂花。就像巴恪思自己常说的，他是个性欲亢奋之人，开篇第一章即充满了纵情声色的性描写，还有各种男妓性交易的价格，可见作者对此道十分熟稔。

在“放纵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巴恪思以王尔德为偶像。1895年，王尔德因性变态罪入狱，巴恪思参与筹款为之辩护，并由此对英国人心生怨恨。来中国后，他住在北京使馆区之外的地方，余生都尽量避免与西方人接触。到访某地之前，他总遣仆人先行，确保并无外国人在，甚至于坐人力车时倘若从外国人身边经过，他竟然会掩起面孔。他的同时代人形容他：性格古怪，言语轻柔，彬彬有礼，态度谦恭。

总之，很长时间里，他是一位风度迷人的北京隐士，对清末弥漫的男性同性恋之风颇有好感。2000年，当代女学者吴存存出版过《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一书，证实了这股世纪末的耽美风气：“（乾隆）皇帝统治末年，（北京）有几处地方十分出名，为男妓和优伶所居，其间的男子艳绝天下，在会馆或妓院接客……晚清末年男色之好风靡，男伶妓馆在京城大有盖过青楼女子之势……同性之恋存在于各个阶层，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尤其在文人中最为盛行。同性恋行为不但不受谴责，那些相貌姣好的男孩子更是被迷恋追捧。”

巴恪思于1944年1月在北京辞世，去世前他病困交加，在无限留恋中写下对昔日生活的无尽回忆。

手稿：

尘封六十八载 命运扑朔迷离

1940年代的某天，北京。一位名叫雷哈德·贺普利的瑞士籍医生，坐着人力车经过一位老人身边。那满族车夫一看到这老人，就急忙告诉贺普利：他们刚刚经过的这人，据说是大清帝国最后一位统治者——慈禧太后的情人！这位老人，就是埃蒙德·巴恪思。

此后，贺普利为巴恪思看病，并成为好友，两人常常在一起聊天。贺普利被他的故事所震撼，劝说后者将生平记录下来，甚至付报酬给他。巴恪思在穷困潦倒中写出来的就是两部回忆录：写欧洲年轻时代的《往日已逝》和晚清寓居中国的《太后与我》。

贺普利是两书的编辑，并为之写了后记。但因战争等因素，加之内容极富争议性，书稿迟迟难以出版。贺普利将手稿复印多份，分转伦敦英国博物馆、巴黎国立图书馆、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城的哈佛学院图书馆。1973年，贺普利去世后，友人将手稿的原版留给了巴恪思生前喜爱的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

其实，巴恪思生前也曾鼎鼎大名，1910年，他曾和人合作出版《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一书，以所谓“景善日记”为蓝本，披露了慈禧太后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被西方世界视作了解中国的必读书籍（这也是为何慈禧太后在西方人眼里一改暴君形象，而成为类似维多利亚女王的女性明君）。但在死后的三十多年里，巴恪思可谓臭名昭著。

把他搞臭的人叫休·特雷弗-罗珀，是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最初，特雷弗-罗珀准备出版巴恪思的回忆录《太后与我》，但他发现巴恪思上一本书有许多欺骗行为，遂决定改而写一部他的传记，便是1976年出版的《北京隐士》。在此书中，特雷弗揭露巴恪思所谓的“景善日记”确系伪造，并直指巴恪思的道德指数实属低劣。由此一来，巴恪思名声大跌，那两份手稿也被当作“伪书”，失去了出版的资格。

特雷弗不客气地认为，所谓《太后与我》，不过是一部色情小说而已，充满了同性恋者“压抑扭曲的性欲的最后发泄”，“无论文笔如何有才情，也无法掩盖这种病态的淫荡”。

话说回来，这个不留情面的特雷弗后来也栽过大跟头。1983年，德国《明镜》杂志花了300万美元买下近60卷号称是“希特勒日记”的东西，特雷弗-罗珀鉴定说这些是真品。但没过多久，这个日记就被证实是伪作。因此，近来也有人拿特雷弗的“走眼”，来反证《太后与我》并非谬书。

到底是想象还是事实？

托特雷弗的福，很长时间里，可怜的埃蒙德·巴恪思在历史上一直是被人瞧不起的同性恋、幻想狂、大骗子，他的回忆录以及他对中国学术所作的贡献都被扔进故纸堆。

2011年，《太后与我》正式出版后，除了不堪入目的情色描写，书中一些全然有违于正史的叙述也受到关注，如巴恪思提到：光绪皇帝是被慈禧太后派人勒死，二十四小时之后，慈禧太后又在大殿内被袁世凯开枪射死。

这些到底是想象还是事实？巴恪思的文学委托人贺普利医生曾写到，他相信巴恪思的回忆录“并非纯属想象，而是基本上建立在事实基础上”，但贺普利补充说，“这些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因记忆混淆而歪曲，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想象成分，只能留待以后判断，在研究完所有的资料之后再作评论。”他还不止一次提到巴恪思想象力惊人，似乎无法把头脑中的空想与亲身经历区分开来。因此，贺普利的观点是：这些回忆录既非捏造，但又不可全盘相信。

贺普利还提到，《太后与我》和法国著名汉学家维克多·谢阁兰的小说《勒内·莱斯》之间有惊人的相似，后者出版于1922年，描写的是太后的一位外国情人的故事。

纵然如此，巴恪思的遗作已然引起海内轰动。作家骆以军在为《太后与我》台湾版写序时，谦卑地指出：“我没有资格和能力胡说此书是真是伪。它作为史料的辩诬与可信度并不那么重要了。这是一本伟大的小说。如果全书是巴恪思瞎掰的，那他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