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4月19日由中国作协、作家出版社、广州市香巴文化研究院共同举办的雪漠小说《西夏咒》和《白虎关》的研讨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对雪漠作品大加赞赏，说：“读过《西夏咒》后，我觉得雪漠是个大作家”；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李建军则就《西夏咒》中的某些段落提出质疑，认为雪漠的历史价值观存在致命问题，称其是在“文化犯罪”。

李建军说，雪漠的人文价值观是混乱的，而且蔑视写作常识，在替“卖国主义”、“投降妥协”不加遮掩地大唱赞歌，把秦桧、冯道写成了“真正的世间法意义上的菩萨”，并说“老百姓才是真正的国”。李建军质疑道：老百姓怎么会是“国”呢？雪漠对“国家”、“人民”的概念根本没有想清楚，善恶颠倒，是非不分，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尊严混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根本就不能接受苟活的价值观，因为没有哪个人或是哪个民族会替民族叛徒唱赞歌，“这是在文化犯罪！” 李建军的观点无疑代表了部分人的心声，《西夏咒》完全颠覆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历史、国家、人民的基本认知体系。何为爱国？何为知识分子的立场？在大是大非的原则前，被击起的强烈情绪带出了一系列的质问与反思。

而陈晓明则言，把《西夏咒》读下去，你会感动，会被震撼，你必须唤起心中强大的智慧和思想去启动阅读。雪漠不仅有直抵经验的写作功力，对信仰的绝对性也提出了强大的挑战。更重要的是，用西部地域文化已经不足以再表达雪漠作品的灵动与力量了。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魂、一个幽灵附体在西部的土地上，附体在他的文本上，实现了一种自由、超越和解放。他认为，“雪漠是一个严重被低估的作家！”

两种看似针锋相对的观点，在两个相反层面的研讨，关注的却都是《西夏咒》的根——雪漠的灵魂。一者，雪漠解构了人们对“暴力英雄”的常识性判断和惯性思维；另者，他的“魂魄”从中国的西部文化中抽离而出，化为一种无形的普世性精神，附着在所有的作品之中，所有的人物之中，甚至全部的现实生活之中，这种附着早已超越了文本，成为作家生命的支撑。因此，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部小说，而是被文学唤醒的灵魂本身的探索与追问。通览雪漠的文学作品，表面上看“大漠三部曲”与“灵魂三部曲”差异极大，从语言到形式，再到结构，但这体现出的正是一个作家成为自己的心路历程。所以，单从某一个文本入手，我们可能读到的仅仅是自己的情绪，只有从生命的整体状态介入，才会有直面作品之根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