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①孔子抨击见利忘义的言行，为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定下了坐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耻于追逐金钱和享乐。汉代的重农抑商更是使商人成了四民之末，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歧视。其实，人们之于金钱是腹诽心爱，一如对女人的且怜且惧一样，表现出心态的二重性质，而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却是单极的否定指向。从鲁褒的《钱神论》到朱载育的《骂钱》传达的是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念。可即使是这样的价值观念却也随着社会的发展悄悄发生了变化。崇祯《乌程县志》卷四比较嘉兴一带民情风俗的变化曰：“今则佻达少年，以红紫为奇服，以绫纨为衣。罗绮富贵家，纵容仆隶亦僭巾履。新巧屡更，珍错争奇，只供目食。至博戏呼卢，衣冠辈亦觍颜为之。”②到了明代，传统的金钱观念突破了，对金钱的明确接受、认可成为明代社会普遍的意识，金钱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金瓶梅》作者明显感到了这种时代特色，他描写了一个以西门庆为中心的金钱肆虐的世界。《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一回《竹坡总评》说：“此书单重财色”，可以说，这是一部“金钱”的演义，它的出现，表明一种新的价值取向的确立。《金瓶梅》的出现客观上标志了传统金钱观的被打破，否定了旧有的金钱意识。它冲破了以往作品的羞涩虚伪态度，赤裸裸地演绎了金钱的威力，让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西门庆，不仅在当地呼风唤雨，恣意妄为，而且借助金钱的能量将触角伸向天子脚下的东京，与威赫一时的权臣蔡京等发生了关系。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是社会的主导，乃至“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腐蚀社会风气，导致违法乱纪现象。为追求金钱，西门庆谋财害命、践踏法律、纵容罪犯、逃税漏税；王婆坏人家庭、助人行凶；应伯爵不顾廉耻、拍马逢迎、人格全无。“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钱能通神”，没有“金钱祸水”之类形而上的文化理想的演绎，有的只是纯粹形而下的金钱支配下的人欲横流，这种价值旨趣的转向，显然标示了一种异于传统的全新的金钱意识，即肯定金钱，并不以金钱作为人生的否定值。
 
 　　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是离不开经济的支撑的。但如果一个社会中所有的人只知道追求金钱，为此不讲手段、不顾廉耻、无视法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取决于金钱的得与失，社会中充斥的是金钱的榨取与挥霍，人与人之间所剩的只是金钱关系。那么既使这个社会的经济再发展，人们又在其中能感受到文明、和谐与友爱吗？丧失了仁爱温情等人性的人、没有了和谐的社会，又哪是健全的人、又哪是合理发展的社会。金钱支配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然是脆弱的，《金瓶梅》形象的告诉了我们这一点，虽然兰陵笑笑生或许是无意识的。
 
 　　一 西门庆与男人的金钱关系 
 
 　　鲁迅先生说：“明末清初的时候，一份人家必有帮闲的东西存在的，那些会念书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③当西门庆还只是清河县一个生药铺财主时，就已使得以应伯爵为首的市井帮闲趋之若鹜。西门庆不念书不下棋不画画，只是吃喝嫖赌，应伯爵等帮闲投其所好，并极力地推波助澜，得到了口腹之娱，代价是做人的尊严。张评本第一回写到应伯爵空腹去混饭吃，正值西门庆用饭，“西门庆因而问道：‘你吃了饭不曾？’伯爵不好意思说不曾吃，因说道：‘哥，你试猜。’西门庆道：‘你敢是吃了？’伯爵掩口道：‘这等猜不着。’西门庆笑道：‘怪狗才，不吃便说不曾吃，有这等张致的？’”应伯爵为了混一顿饭吃，可谓费尽心机。“不受嗟来之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已为狂热的物欲所代替。什么节操什么尊严，在华衣美食面前已经一钱不值。忙需人帮，闲亦需人帮，正如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