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我国封建统治者很重视乐舞杂技。

汉武帝设立专门管理乐舞杂技的机构——乐府。乐府的“雅乐”部负责宫廷乐舞、巡行祭祀音乐的管理，并广泛收集各地民间歌舞，整理加工，创作“新声”。乐府的“散乐”部负责管理不能应用于祭祀、巡礼的民间杂技乐舞。杂技乐舞主要功用是娱乐。它们进入宫庭以后，深受帝王将相的欢迎。为了提高演出水平，汉代设置了俳优职位，把民间优秀艺人搜罗殆尽。

唐高祖设教坊，隶属太常寺，专门管理雅乐以外的乐舞百戏。唐玄宗将教坊从太常寺中析出，“凡祭祀、大朝会，则用太常雅乐；岁时宴飨，则用教坊乐部”。从此，教坊与太常寺各司其职。教坊集中了众多杂技高手。唐玄宗还下令让官府将全国各地的百戏杂技艺人管辖起来，逢有盛会，征调校技，以为国家教坊补充新人。

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使大唐王朝由盛而衰。叛军攻陷洛阳、长安。唐玄宗逃往四川，教坊艺人死的死、伤的伤、苟活的流散民间。安史之乱平息以后，唐朝统治者曾试图重整教坊，但因国家元气大伤，财力不足，无法恢复旧观。

两宋时期，程朱理学兴起，使封建礼教观念更加森严。那时上层社会普遍接受了程朱理学。他们不再像汉唐统治者那样注重本非“雅乐”的百戏杂技。虽然宋袭唐制，仍旧设置教坊，但与盛唐比较，已不成规模。宋代官方组建的百戏杂技主力，全都收录军中。宋代兵制：殿前司分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以及护圣军、神勇军、王选军、策选军、游弈军，共十军。其中，左军和右军，则是演习百戏杂技的重点。左右军艺人由国家按月发“饷糈”。每逢朝会、御宴，都由左右军艺人表演百戏杂技。演出百戏杂技的军中艺人不够时，就雇民间艺人充当。宫廷供奉与民间艺人的界限逐渐消失。就像赵升在《朝野类要》里所说的那样：“今虽有教坊之名，隶属修内习教乐所，然遇大宴等，每差衙前乐权充之，不足，则又和雇市人。近年衙前乐已无，教坊旧人多是市井路歧之辈。”

两宋时期，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业日趋繁荣，人口不断向大都市聚集。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人口最多时，都超过百万。所以，许多史学家认为两宋时期市民阶层已经出现。市民需要娱乐，百戏杂技艺人流落到民间要养家糊口，这样市民阶层接纳了百戏杂技艺人。百戏杂技在市井演出要场地，于是瓦肆就应运而生了。

瓦肆是随着宋代市民阶层的形成而兴起的一种游乐商业集散场所。瓦肆又称“瓦舍”、“瓦子”，“瓦”。取名“瓦舍”，是勾画其特征，与建筑无关。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解释说：“瓦舍，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上说：北宋京都开封“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由此可见，北宋都城瓦肆之多，规模之大。南宋临安也一样。《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临安有名的瓦肆应有清冷桥畔的南瓦、三元楼的中瓦、众安桥的北瓦、三桥街的大瓦等。北瓦最大，内有勾栏十三座。瓦肆中为了便于表演和分隔观众，常用栏杆或布幔隔挡，当时人称“勾栏”，并非后世专指妓院的那种勾栏。

瓦肆集聚了众多百戏杂技艺人，竞争很激烈。技高者立足，技逊者走人，刺激着百戏杂技向更高的境界发展。《武林旧事》上说：技逊者被逼出京都，“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做场者，谓之‘打野呵’，此又艺之次者。”打野呵者流散到全国各地州县，能立住脚的自然不流动。于是，全国各地州县也都出县瓦肆。

总之，瓦肆技艺萌芽于隋唐，兴盛成熟于两宋。瓦肆的兴起，使本来发源于民间的百戏杂技重新回到民间。

（近日，接到河南邓州桑庄中学田弥老师来信，询问：“瓦肆”和“瓦子”是不是指同一事物？遂撰此文，既答复田弥老师，又供广大教师教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