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二·九”运动的领导问题历来就有歧议：一说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另一说是自发的，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

　　1935年华北危急，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热血青年不愿做亡国奴，奋起抗日。这是当年最大最重要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蒋介石坚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对共产党及其红军进行军事围剿，在白区对进步力量实行文化围剿。红军反第五次围剿失败，被迫长征，到达陕北时已损失了90％。共产党在白区仍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大批党团员骨干和进步分子被捕、被杀或逃亡，损失惨重，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期间，中共北平党的组织不仅很不稳定，而且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那几年，北平市委迭遭破坏，市委书记、委员被捕、牺牲、转移。市委组织变动频繁；书记几次易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包括代理书记）竟连续换了近二十位。1935年秋冬，党的北平临委处于分裂状态，根本无暇也无力顾及领导学生运动。学生向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当时的临委书记王学明等，坚持武装暴动夺取政府的路线，不可能去组织领导学生请愿。“一二·九”北平爆发的学生运动，请愿口号也是中共北平市组织所不能接受的。

　　几位重要的直接当事人回忆表明，北平学联的成立，既不是中共北平市临委的意见，也没有党的组织领导，而是自发搞起来的。只有两个党员彭涛、姚依林参与了领导。学联成立后全力开展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也是有准备的，思想准备比较充分，也有一定的组织准备，后者主要指学生自发的抗日救亡组织。从“九一八”事变以来，这种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从未间断，是一浪高过一浪。要说党对“一二·九”的作用，就是《八一宜言》的影响。大约在1935年10月或11月份，燕京大学的黄华（王汝梅）、清华的姚依林（姚克广）等懂外语的同学先后看到了《八一宜言》，遂传到北平学联。北平学联正在酝酿组织发动12月9日的学生请愿。《八一宜言》的精神与学联请愿的要求契合，为北平学联所接受。他们就根据这个精神来组织领导这场学生运动，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这时，中共中央和红军还在长征途中。当时党中央在政治上还在执行反蒋抗日、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还需指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并非始于“八一宜言”。1931年“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北平一些国民党员致电国民党中央就提出“请息内争，共抗外敌”；11月4日北平大学教授们也提出“立泯系派之见，共赴国难”等等。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不久的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救国宜言也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乃长期以来的社会共同呼声。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瓦窑堡会议还没有召开，党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尚未改变，中央怎么可能批示北方局、河北省委或北平市临委去发动、去领导“一二·九”运动呢？毛泽东曾说过，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1939年12月9日，延安举行“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说：“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国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在延安整风前后，毛泽东已是党的领袖，他的话一言九鼎，成了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