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亦称李克，班固说：“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司马迁说：“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之教。”(《史记·货殖列传》)“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军。”(《史记·平准书》)又说：“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汉书·艺文志》著录《李克》七篇，并注：“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又著录《李子》三十二篇，并注：“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不可能在魏文侯的时候，有两个姓李的人同为魏文侯的相，同作“尽地力之教”。显而易见，李悝和李克是一个人，他的名字有的时候写作李悝，有的时候写作李克，悝和克是一音之转。荀况的名字，有的时候写作荀卿，有的时候写作孙卿，荀、孙是一音之转。这种情况古代是常有的。司马迁和刘歆有的时候写作李悝，有的时候写作李克，并不证明他们认为李悝和李克是两个人。班固不了解这种情况，就在《汉书》人物表上把李悝和李克列为两个人，这是班固的错误。

　　李悝或李克这个人大概是从儒家分裂出来而成为法家的人。他的著作有一部分讲儒家的道理，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列为儒家的《李克》七篇。可是他的著作大部分讲的是法家思想，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列入法家的《李子》三十二篇。他的情况大概像荀况。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阶级斗争将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激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61页)。李悝、荀况就是这样。

　　李悝的“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他所讲的“尽地力”，着重的并不是农业技术，而是推行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并采取一种措施保证粮价稳定，以保障农民的生活。

　　李悝说：一个地方百里的国家，大约有田地九万顷。山川城市所占的地方约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的可耕地，大约有六万顷，即六百万亩。如果种地的人的积极性能够发动起来，种得很好，每亩耕地可增产三斗(原文作“治田勤谨”，王先谦说勤字唐写本作劝，今从之。劝即鼓励以提高积极性的意思。“斗”原文作“升”，今依臣瓒及颜师古说改为斗。)。如其不然，就要减产三斗。一增一减之间，六百万亩的生产的差别，就是一百八十万石。

　　《食货志》又引李悝说：如果粮价太高，靠买粮吃饭的人就吃亏(“伤民”)。如果粮价太低，生产粮食的人就吃亏(“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固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怎么办呢？李悝说：“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善于治国的人，要使粮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吃亏。

　　这是李悝“尽地力之教”的目标，也是他的政治纲领。

　　“使农益劝”的办法是计口授田，对每个“农夫”授田一百亩，收入归耕者所有，国家抽十分之一的税。照李悝的计算，当时粮价是每石三十个钱。这十一之税收的是粮食或是钱，材料没有说明，如果是前者，那就是实物地租；如果是后者，那就是货币地租。无论如何李悝的“尽地力之教”，都是推行封建制。

　　对农民计口授田，按亩征税。这在晋国并不始于李悝。新出土的《孙武兵法》记载孙武答吴王问时说：晋国的六将军在他们自己的“家”的范围内，都实行这种办法。(详见本书第一册《绪论》。)照周制，天子设六军，诸侯设三军。晋文公于三军之外，又设“三行”。(《左传》僖公二八年)实际上就是设六军，所说的“六将军”即六军的统帅，也就是六卿。他们都已实行对农民计口授田，按亩征税，这种封建制的办法，可能在文公时就已实行。李悝可能把这种封建制的办法更系统地、更彻底地推行。

　　稳定粮价的办法是“平籴”。照李悝所说的，每家农民收入的粮食，除交十分之一的税及自己食用、消费外，多余的粮食由国家收购。国家按年成的好坏收买一定的数目。遇到荒年，国家把丰年收购的粮食拿出来发卖。李悝说：这样“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

　　《食货志》说：“行之魏国，国以富强。”这个论断可以证明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在魏国得到实施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并不仅只是李悝的理想。《吕氏春秋》引史起的话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用恶也。”这句话也可以证明魏国是实行了一夫百亩的授田制度的，在耕地不好的地方，则一夫二百亩。

　　刘向记载说，魏文侯问李克怎样“为国”，李克说：“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文侯说：“吾赏罚皆当而民不与，何也？”李克说：“国其有淫民乎？”所谓“淫民”，就是依靠其父之功，自己无功而食的人。李克说：“如此者，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此之谓夺淫民也。”(《说苑·政理》)刘向的《说苑》大都是从当时的古书中抄来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不但在政权机构中不应当有无功而食的人，就是在社会中也不应当有无功而食的人。魏文侯仅只做到前一点，还没有做到后一点。这都是法家的思想。

　　李悝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著《法经》。《法经》的内容大略见于《晋书·刑法志》。《刑法志》说：“是时(指三国魏明帝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

　　本书第五章说到，子产铸刑书，其内容是对奴隶社会中奴隶主的刑法加以整理、编辑。这就是叔向所说的“制参辟”。第八章又说，晋国铸刑鼎，其内容是范宣子所作的新刑书。在春秋战国大转变时期中，适应地主阶级的需要，许多国家都作了新的刑书。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就是说，他把当时各国的新刑书加以整理、编辑，成为《法经》。可以说，子产的刑书是夏、商、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刑法的汇编，而李悝所著的《法经》，则是春秋战国大转变时期地主阶级刑法的汇编。子产所铸的刑书是为奴隶主阶级专政服务的，是奴隶主的刑法；李悝的《法经》则是为地主阶级专政服务的，是封建制的刑法。子产的“铸刑书”，是奴隶主阶级政权的“回光返照”；李悝的“著法经”，是地主阶级政权日益巩固的象征。

　　“法经”共有六篇。第一是《盗法》，第二是《贼法》。照李悝的意思，盗贼是法的主要对象，这两篇规定关于惩罚盗贼的条文。第三是《网法》，第四是《捕法》，这两篇规定关于逮捕盗贼的条文。第五《杂律》，规定关于一般违禁行为的条文。第六《具律》，规定关于施行法的时候可以酌量加减的条文。

　　商鞅在魏国学习了这部《法经》，把它带到秦国，在秦国推广施行。秦统一中国以后，还是施行这部《法经》，(“承秦制”)。萧何又加了三篇，共为九篇，其基础还是这部《法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