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咒》中的善与恶——有感于《西夏咒》北大师生研读课

文/陈思

《西夏咒》是一本非常特殊的小说，无论是它的文本结构，与社会常识相悖的许多观点，还是漫延其中的宗教情感，都可以引出无数话题及争锋相对的讨论。今年5月份，陈彦瑾老师在《本土先锋、历史叙事与附体的写作》一文中记述了由北大中文系陈晓明教授主讲的《西夏咒》北大师生研读课之全过程，其中所提到的许多观点，实在让我受益良多。

文中提到，陈晓明教授在课堂上高度评价了《西夏咒》的作者雪漠老师，他说，中国文学走到今天已经积累了太多的文学经验，要超越这种经验，作者自身必然要先成为“不可思议的人”，而写出《西夏咒》这样不可思议的作品，这样极端的作品，雪漠自然也变成了达到“让上下合一，消除整体与虚无之间的距离”境界的“不可思议的人”。雪漠如此这般的写作，也是在“没有标准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标准”，这“才会真正成人”。他还说，文本中作者发出的声音好像不是他的声音，而是另外一个声音，文本也像不是由作者写作出来，而是其他力量附着在作者身上，促使他写出来。所以，他感觉作者和文本都被附体了。

我以为，“不可思议的人”正是对雪漠老师最恰如其分的评价，而且我也非常认同陈晓明教授以“附体的写作”来形容《西夏咒》的叙事风格，这让我想起雪漠老师对自己写作状态的描述——自然流露。他常说，自己并不是在写作，而是在与自己聊天，我更加认为，他的写作过程，实际上是在跟自己构建出的文字世界中活生生的人物交谈，他的笔，是生活在那个虚拟世界中的人物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的信息传送带，就像《西夏咒》中的“雪漠”为阿甲和琼搭建了与现实沟通的桥梁一样。我想，尽可以把“附体的写作”看作是雪漠老师本人独特的叙事风格，而非《西夏咒》之独特叙事风格。

我甚至认为，这种风格本身即可回答《西夏咒》为何要以极度的恶来倡导善这个问题。

雪漠小说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他很少在作品中判断某个人物的每个选择是否正确，他似乎仅仅是一个旁观的记叙者，有的评论家因此认为他缺乏自己的观点，无法给出答案。但我却觉得，没有答案恰好就是他给出答案的方式：他仿佛在小说里说道，你要是选择这条路，就会通到A城，你要是选择那条路，就会通到B城，要走哪条路，由你自己决定。换言之，他已经不是在写小说，更不是在扮演文本世界里的上帝之一角色，他仅仅是个旁观者，是倾听者，是翻译家。他无需用笔来实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也无需用笔来喝止自己心目中的错——除了“屠杀”与“赞美屠杀”这两大吞噬人类良知又不易被人所查知的罪行——从他笔下流露出的所有作品，都是人生的缩影。

《西夏咒》中深刻揭露人性的“恶”也是这样。他先是通过若干事件放大人类本性中的自私、贪婪、嗔恨与集体无意识，营造出“恶”的无法对抗，以及坚守“善”者在“恶”面前的无能为力，他们能够做到的似乎仅仅是自我超越。这一切都显得非常揪心，让人从心灵深处感到颤抖、无力。但是曾经如此强大的“恶”又将走向何处呢？一场大水淹没了金刚家所有的罪恶。假如这场命定的大水不会来临又将如何？恶人——如谝子、宽三们——都会老去，老去的他们像癞皮狗一样蹲在墙角晒太阳，没有了权势，没有了地位，没有了许多利益，也没有了昔日的霸气。老去的谝子被从小效仿他之恶行的混混儿子一个过肩摔给摔死，老去的宽三生活在对老婆搞外遇的恐慌和怎么都吃不饱的饥饿感当中。可见，“强大”的恶并不比“软弱”的善更加快乐，行恶的人也终将品尝到自己之选择的后果。

因此，严格地说来，雪漠老师似乎并非在写善，也并非在写恶，而仅仅是在写两种选择。选择了行恶，必将承担恶行之后果；选择了行善，也必将承担善行之后果。善行的后果又是如何呢？“善”的化身雪羽儿与她的母亲变成了金刚家人后来的精神图腾，并因此获得了比谝子、宽三们更永恒的“生”。假如雪羽儿没有实现终极超越又将如何呢？她仍然会过得坦然而快乐，即使生活在深山老林里，与野兽为伍，即便被碾断了腿在王景寨滩上放羊，她也能品尝到点点滴滴却又充斥整个生命的幸福、清明、逍遥与快乐，这是强大的“恶”们所无法企及的生活。想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雪漠老师才不止一次地在各类访谈中说道：心决定了行为，行为构成了命运；我们所有的行为都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让世界无法改变我们的心。

我认为，阅读《西夏咒》，并不是在阅读一部魔幻小说，或者什么脱离于现实的东西，而是在反思我们自己的人生，叩问我们自己的心灵。而《西夏咒》中对待善与恶的态度，以及它与现实生活千丝万缕的关联，更是值得我们反复思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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